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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岳江、孙龙海: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军军事训练发展辉煌历程(组图)
2019-09-05 15:44:25
作者:魏岳江、孙龙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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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1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70年来,一路风雨、一路高歌;70年来,日出东方、叩启苍穹。70年来,人民军队始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成长、一道前进,已经由过去单一军种的军队发展成为诸军兵种联合的强大军队,由过去小米加步枪武装起来的军队发展成为基本实现机械化、加快迈向信息化的强大军队。

    回顾新中国成立70来光辉历程,我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始终把军事训练摆到重要战略位置,聚焦备战打仗,使我军从摩托化走上了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的道路,军事训练从合成训练到联合训练、再到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一次次波澜壮阔的练兵过程定格成训练发展的时代缩影,一个个探索创新描绘出训练改革历史画卷。

    毛泽东同志始终把军事训练放到了应有的位置上,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下不正规训练转入20世纪50年代的全面正规化训练,从20世纪60年代的群众性练兵比武到20世纪70年代的军事训练的恢复与发展,无不倾注毛泽东同志对我军军事训练的关心,无不反映毛泽东同志对我军军事训练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时,我军(主要是陆军)的武器装备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开国大典阅兵时,我军展现了75毫米野战炮、105毫米榴弹炮、37毫米和57毫米高炮等,以及P—15型歼击机、蚊式轰炸机、PT—19型教练机、L—5型通信观察机。然而,由于有些武器是在战争中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因此武器装备品种繁杂,陈旧落后,尤其是飞机、军舰少得可怜,坦克、大炮也为数不多。就是在这样武器装备水平、作战任务仍很繁重的情况下,中央军委确定了我军由战争年代训练不正规的状态立即转入正规化训练的决策,并全面展开了一系列正规化训练的准备工作,包括筹建训练机构、确定训练方针、举办教学法集训等,掀起了全军性训练热潮,正规化训练的全面开展取得了显着成绩。通过训练,我军建立了正视的秩序、熟练掌握了新的武器装备,涌现出上百万优等射手和技术能手,基本上掌握了与新装备相适应的新战术。高级干部通过战役集训和参加诸军兵种的战役演习,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比较复杂,台湾国民党当局又不断派小股武装特务到东南沿海地区骚扰。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军委于1962年发出了“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号召,各部队根据这一指示立即投入紧张的战备训练,使正处低潮的训练工作开始出现了转机。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于1964年分别组织了大比武,毛泽东同志亲自观看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尖子部队的表演。看后他说:看了北京和济南军区尖子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尖子的经验要很快布置,抓紧这项工作。他还关切地问:“普及尖子经验要多久?”贺龙回答:“两年可以把尖子经验普及全军。”毛泽东同志的勉励和指示,给了全军极大的鼓舞,推动全军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练兵热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军的战事日趋减少,对我国的军事威胁也在日趋减弱,我军逐步由战争状态转变为和平建设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军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机会大大减少了,提高战斗力更加依赖于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和平的环境容易淡化人们提高战斗力的观念,使军事训练受到冷遇和削弱。加之,文革十年浩劫,军队建设受到极大影响,军事训练受到严重冲击。

    1978年底,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实现由单一兵种训练向多兵种合成训练转变。

    1978年底,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并开始一系列拨乱反正,开启了我军军事训练新时代。这一年,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统一全军上下的思想,明确教育训练的地位,对我军新的历史条件下教育训练作出全面部署。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出现积极缓和迹象,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大战短时间打不起来,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的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应该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随着笼罩人们心头的大战阴云逐渐消退,军事训练内外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军迎来军事训练难得的发展机遇。全军在裁减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对编制体制进行重大调整。在新编制体制下,全军官兵有步骤地展开了以合同战役战术训练为中心的训练改革。改革的动因是汲取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的经验教训,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作战中暴露出来的重点难点问题。基本思路是以合同作战为中心,按照单兵、分队、合同战术三个层次,逐级训练,逐级合成,逐级形成战斗力。改革重点是在全军层面上规范统一单兵、分队和合同战术训练。 1981年9月13日-18日,我军在华北地区举行了现代条件下方面军防御战役实战演习,摸索了现代战争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战法,标志着我军军事训练已经从文革冲击中逐步恢复,从此拉开了改革开放以后军事训练创新发展大幕。

    为适应多兵种合成训练需要,1989年全军颁发训练新大纲,首次对训练内容、训练方法步骤进行统一和规范,建立了现代条件下单兵、分队、合同战术和战役四个层次有机衔接的训练体系,实现了我军由注重单一兵种训练向注重多兵种合成训练转变。1990年,中央军委颁布我军首部《军事训练条例》,以法规的形式规范了军事训练的地位作用、基本任务、职责要求和组织实施。随后,总部陆续颁发了《军事训练考核规定》等一系列配套的训练法规,从此掀开了我军依法治训的新篇章。

    1998年原总参谋部举办“辽阳集训”,吹响科技练兵号角,我军进入了以科技强军为特征的深刻变革,实现战斗力增长从人力密集型转向质量效能型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世界几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使新的战争形态显露端倪。中央军委见微知着,把握趋势,适时确立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提出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我军进入了以科技强军为特征的深刻变革。1994年是我军着眼于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进行新一轮训练改革的开局。1995年10月,全军组织战法研究成果论证,对三军和院校演练的战法进行系统梳理论证,实现战法研究的“第二次飞跃”,构建了我军新一代战法体系,我军军事理论突破了传统的经验,快速地向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前沿靠近。同年年底,我军颁发了体现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第6代训练大纲。1996年7月,全军组织训法改革观摩交流,初步形成了以对抗训练、野战化训练、基地化和模拟化为主的全军新的训练体系,努力实现训练与高技术战场接轨。这年,我军在台湾海峡成功举行了三军联合作战演习。1997年,为提高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从军委、原总参谋部掀起学习现代科技知识的热潮。1998年4月,来自全军部队军以上领导干部和重点师级主官,参加国防科技大学第一期高科技知识集训。1998年5月,地处辽南的原沈阳军区某集团军官兵创造性地一边学习高科技知识,一边探索“以优胜劣三二招”活动,引发了我军训练形式一次新的突破——科技练兵活动应运而生。这年9月,原总参谋部在沈阳军区某集团军举办了全军运用高科技知识普及、深化训练改革成果集训,就在这次集训中第一次提出了“科技练兵”这个时代的命题,科技练兵迅速成为全军官兵广泛的实践,全军按照军委“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把训练的指导思想转到科技兴训上,在军事训练领域注入科技因素,使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军事训练创新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涌现出一大批学科技用科技典型。从1999年初开始,原总参谋部按照统一领导、理论先行、顶层设计、实践检验、诸军兵种协调推进的工作思路,跟踪战争形态的变化,创新作战理论,在与新的战争接轨、与新的军事斗争准备接轨、与新的装备接轨、与新的职能接轨的前提下,扬新弃旧,用3年时间构建一个适应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要求的新一代《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对训练内容、组训方式、考核方法、训练手段进行变革,改革向着6个方面突破:构建训战一致的新模式,推开官兵分训的组训形式,实行统放结合的指导方式,推出质量调控的管理机制,确立开放共享的保障格局,走开滚动发展的改革新路。2002年,植根于科技练兵的沃土,凝聚全军官兵智慧和改革成果的我军第七代《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颁布施行,第一次对全军各军兵种训练内容进行全面规范、各军兵种实行“联战、联训”,从纵向的“合同”走向了纵横的“联合”。

    2006年召开的全军军事训练会议,掀起深化训练内容改革的热潮,军事训练内容进一步向信息化聚焦,积极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转变

    进入21世纪,我军军事训练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2002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里提出了“努力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实现我军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的伟大目标。全军指战员已经不再沿着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的轨迹去思考未来战争,而是透过凸显高度信息化的伊拉克战场,看到高技术战争的本质就是信息化战争。2004年我军对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作了进一步调整完善,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上。中央军委提出了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为寻求发展的军事训练注入了新的活力。2003年和2004年,在我军练兵史上出现了诸如远程教学、网上论兵、机上布阵、集团对抗、模块组合、全域集成、虚拟作战、火力编织等新的练兵模式。

    2004年秋,胡锦涛同志从着眼于实现党的三大历史任务,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向全军提出了“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拓展了我军的职能,由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延伸到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赋予了我军更加光荣而艰巨的任务。2006年6月,我军训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军军事训练会议召开。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逐步构建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的科学体系。会议还出台《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新世纪新阶段军事训练决定》和原四总部贯彻落实意见,为全军推动军事训练转变提供依据。军委、原总参谋部相继派出调查组赴陆、海、空部队调查研究,摸清战斗力底数,进行顶层设计。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专家教授深入部队演兵场,开展军事理论创新。各军兵种相继开展信息化条件下训练试点工作,创新信息化条件下训练内容,营造体现信息化战争特征的训练环境。全军官兵对现实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专攻精练,大力开展基地化、模拟化、网络化训练和对抗训练、集成训练,切实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促进部队战斗力持续增长,有效提高我军威慑和实战能力。全军和武警部队在着力提高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这一核心能力的同时,加强反恐、维稳、处突、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训练,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明显增强。

    全军和武警部队根据原总参谋部统一部署,160多个试训部队于2006年10月启动新大纲编修工作,全面展开了新大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经历顶层设计、逐级部署、组织编修、试训论证四个阶段,原总参谋部于2008年7月26日至29日在原北京军区组织了全军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集训,至此凝聚全军军事训练专家的智慧、训练改革成果结晶的新大纲正式诞生,于2009年1月1日颁布全军和武警部队施行。全军部队在按新大纲施训中,采取了新举措、创造新经验、出现新局面。如有的大单位探索和普及推广训练教学责任制、训练问责制;有的组织教学责任制试点,探索“教训管一致、责权利统一”的有效办法;有的组织复杂电磁环境下训练,深入探索依托训练基地组织体系对抗训练的路子;有的广泛开展“三手”“四会教练员”等评比竞赛活动;有的着眼全面深化训练改革,组织开展“三项整治”活动;原第二炮兵部队着眼规范高新武器装备精细化训练,普及推广“五步”训练法和“操作规程背讲、测试发射流程串讲、作战方案推讲”等十项创新成果;有的制定组织实施考核、比武、拉动规定,完善促进训练落实的有效机制;有的深化联合训练试点,深入探索联合训练的方法路子。

    此后,陆海空部队在广泛开展多种形式联合训练的同时,与外军进行联合军演,开拓中外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的新领域,如“和平使命-2005”“和平使命-2007”“和平使命-2008”“和平使命-2009” “和平使命-2010”等中外联合军演,初步形成了“战略级磋商、战役级筹划、战术级实兵行动”的联演模式。2009年8月,原总参谋部组织了原沈阳、兰州、济南和广州4个军区的4个陆军师“跨越-2009”系列跨区实兵检验性演习。 2010年,原总参谋部组织了原北京、兰州、成都军区“使命行动-2010”跨区机动演习。

    2010年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全军部队坚决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主题主线重大战略思想,继续深化军事训练改革,努力开创军事训练科学发展新局面

    2010年年底,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主题主线重大战略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的进一步展开和运用,是党的军事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是对军队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能力增长规律的深刻揭示,为新形势下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解决军队建设面临的两个“不相适应”的主要矛盾,提高军队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能力,进一步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推动军事训练科学发展,出路在改革,动力也在改革。2011年3月,原总参谋部在广州军区组织召开的全军深化军事训练改革会议,是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主题主线重大战略思想,落实军队改革总体方案和军委《关于深入推进军事训练转变的意见》的实际举措,对于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军事训练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军部队借这次深化训练改革的东风,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着眼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全面深化训练改革,总结梳理训练改革成果,充实信息化训练内容,把分散的、不够规范的、部队训练中有效管用的训练内容、训练方法、训练手段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及时补充到训练大纲中,实现训练大纲滚动发展。突出加强首长机关指挥对抗和作战单元合成作战要素集成训练,重点解决一体化指挥平台常态运用等问题。大力推行网络训练,创新依托信息网络和系统异地同步组织首长机关训练和实兵演练的方法路子,扩大网上教学、网上考核范围。原总参谋部统一组织研发军事训练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全军军事训练电子档案,规范各类训练数据的实时采集与统计分析,逐步实现军事训练全过程全要素的实时掌控与精确调控。深化士官训练改革,建立健全院校、训练机构培训和岗位练兵相结合的士官培训体系。注重加强全系统全要素训练,按照指挥机构全、作战力量全、信息系统全和保障要素全的要求,依据作战任务确定训练课题,依托指挥信息系统融合诸军兵种部队,依照体系要求和网络功能编配战略战役支援保障力量,提高联合训练水平。深化战略战役筹划和联合指挥演练,总结经验成果,促进联合训练规范化组织、常态化运行、制度化落实。按照例行性、制度化要求继续组织跨区基地训练,加大组织指导和保障力度,提高跨区基地训练的质量效益。

    2011年9月,经胡锦涛同志和中央军委批准,原总参谋部颁发《“十二五”时期军事训练改革总体方案》,明确军事训练改革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方法步骤,在新起点上描绘出我军军事训练科学发展蓝图。“十二五”时期是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目标的重要时期,也是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关键时期。“十二五”时期,我军军事训练改革以胡锦涛同志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的重大战略思想,始终坚持练为战,紧贴军事斗争准备任务和军队信息化建设实际,着眼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积极探索信息化条件下训练模式,着力构建信息化条件下训练体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训练中思想政治工作,深入扎实地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不断提高军事训练的实战化、科学化、正规化水平。《方案》提出,到2015年,新的训练运行方式基本建立,训练内容信息化含量显着增加,适应岗位任职需要的军官、士官训练体系基本形成,基于信息系统的首长机关指挥训练和作战单元合成训练、作战要素集成训练在信息化程度较高部队普及推广,以基地、模拟、网络训练为重点的信息化训练条件明显改善,训练信息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训练模式更加适应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要求。全军部队训练和院校教育改革集训于2012年5月22日在国防大学举行。这次集训集中研究部队训练和院校教育改革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以集成训练为重点探索规范信息化条件下训练方法路子,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研讨深化院校教育改革的对策措施。为期一周的集训,围绕推进军事训练改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军队信息化建设、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加速推进武器装备建设发展,以及外军训练改革和中国军队“十二五”时期军事训练改革等问题,进行战略筹划、深入研究探索、廓清发展路径,推进中国军队军事训练和院校教育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这次集训集中全军智慧,分析训练改革形势,围绕规范集成训练、加强联合训练、统筹推进各军兵种训练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重点问题展开研究探索,是推进军事训练转变、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有效落实的具体举措。集训期间,观摩原沈阳军区情报要素集成训练、海军海上机动作战编组合成训练、空军进攻与防空作战体系对抗训练、原第二炮兵导弹作战单元合成训练和国防大学兵棋对抗演习等训练和教学课目;各军区、军兵种和武警部队,国防大学和海军、空军、原第二炮兵的有关院校,围绕推进训练改革的思路举措和培养联合作战指挥
    人才、装备操作维护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以及合训分流组训模式改革等,汇报交流经验做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军事训练以党在新时代强军目标为引领,把强军兴军的根本指向标定在提高部队战斗力上,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在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征程上迈出铿锵的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全军广大官兵紧紧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苦练精兵,真抓实训,真打实备,在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征程上迈出铿锵的步伐,在我军训练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气势恢宏的时代篇章。

    2012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深刻指出:全军要坚持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不断提高部队实战化水平。2013年3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提出的“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把强军兴军的根本指向标定在提高部队战斗力上,确立了军队建设新的起点和标准。以此为目标,人民军队演兵场上风帆再起、金鼓阵阵、高潮迭起,训练场如火如荼,近似实战的演训如砥似砺,打磨着一支胜战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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